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学校多位退休老教师拿到了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枚纪念章，将昔日的抗战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们当年那些义无反顾、舍身抗敌的经历，令人肃然起敬。

　　王绍虞：少年交通员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刀枪!……”尽管已过去70多年，我校原党委书记王绍虞至今仍旧能哼唱出当年游击队教唱的抗战歌曲。

　　“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晋中地区就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下，这里正是王绍虞的家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晋中地区逐渐成为典型的游击区，在广大农村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八路军时常在老乡掩护下与日本人周旋。王绍虞家所在的文依村虽然也属于敌占区，但经常是“白天日本人来，晚上八路军来”。

　　因为家中的亲人就有地下党，在八路军中担任区长，1943年，年仅十四五岁的王绍虞便在其带动下积极参与到一些抗日活动中。他干得最多的就是传递消息、送信。尽管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能“为打日本人出力”，尽快把侵略者赶出家园，这让王绍虞感到很高兴。那时没有电话，但因为老乡掩护和消息传递及时，往往日军从据点出来刚进村，八路军就已迅速转移到了邻村，有时甚至是日军在村东头，八路军就藏在村西。“要是秋天，往高粱地里一跑，日本人根本就发现不了。”

　　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不久，王绍虞来到了解放区。1980年历任我校党委副书记、书记，直至退休。

　　宋捷德：严刑拷打仍不屈

　　宋捷德，1920年生于山西省洪洞县西永凝村。1938年，抗战形势严峻，眼看着侵略者打到了家乡，年仅18岁的他毅然参军，加入第二战区由薄一波等领导和指挥的随营学校政治保卫队，在山西洪洞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斗争。当日军逼近洪洞县，他随军转战汾西、霍县、灵石一带开展游击战，破坏铁路，抗击日寇。

　　由于工作需要，1939年7月他被派到陈庚领导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沁源干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至洪洞县敌战区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在东永凝、西永凝、三阳堡、湾里等村任教，明里教书，暗中宣传抗日。1942年，他因为持有抗日课本被警备队汉奸发现后告发，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在宪兵队，宋捷德遭受了严刑拷打，可他咬紧牙关没有吐露一个字。后来，他在地下党员营救下才得以出狱。

　　此后，他被调至游击区曹生村继续任教，他教过的青少年有不少都走上抗日的道路。

　　1961年因工作需要，他调到我校担任总务处长，后又担任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副馆长等职。

　　李玉贤：弃学投军奋勇杀敌

　　李玉贤1926年出生在山西夏县一户农民家庭。“七·七”事变不久，他的家乡便沦陷在日寇铁蹄下。在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下，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非人的生活。当时李玉贤已进入小学读书，对日冠的血腥暴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1941年他已进入中学，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敌我斗争形势非常紧张。这一年他寒假返家，同村的陈国忠正在暗地串联，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之交谈后，李玉贤感觉与他志同道合。经地下党人介绍联系，1942年春节李玉贤辍学离家，毅然协同当地20余名爱国热血青年，冲过敌人封锁线，直奔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神圣斗争行列。

　　经过两个月的简单训练，他们被编入了太岳军区三分区康俊仁支队第七大队三中队。李玉贤当时因为才15岁，被分配担任中队文书，半年后他又调到大队工作，任大队长陈青林同志的随身文书。

　　在大队，李玉贤参与了长达四年的抗战斗争。他所在的部队主要是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当时晋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对大部队作战十分不利，根据分区司令部的部署，他们采取麻雀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分散打击敌人。

　　李玉贤所在的七大队活动的重点地区分配在闻喜、夏县接壤的蛾眉岭一带，前面不到1公里就是日冠统治的同蒲铁路线，身后左右均有国民党在晋南的杂牌军队。这些军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不打日本人，专攻八路军，给七大队的活动造成了极大威胁。再加上当时晋南连年干旱，群众和部队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们每天平均往返行军百里以上，却不得不以小米稀饭和谷糠馒头维持生活，有时甚至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但大家的抗战情绪高涨，不畏艰险，夜出日归，东奔西杀，不仅击毙、俘虏了一批日伪军和汉奸、特务，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打得日伪汉奸闻风丧胆。

　　在这个时期，李玉贤先后参加了上百次的大小战斗，这让他从一个不懂事的农家毛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陈义亭：党性坚强 坚持学习

　　因为身体原因，陈老没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但陈老的子女告诉我们，她们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育，父亲一生节俭，党性坚强，坚持学习，这些都对她们有着深刻的影响。

　　陈义亭，1921年出生在山西襄垣县，1939年年仅18岁的陈义亭成为一名襄垣县子弟兵战士。在抗战中，他负过伤、立过功。经过5年多抗战经验的积累，1944年陈义亭在决九团特务连当了一名侦察员。1950年转业到茂县，1978年他调入四川省林业学校(后并入我校)任党委书记。

　　自从1943年入党，72年来陈义亭从未漏缴过一次党费。“4·20”地震后，他一次性缴纳特殊党费2000元，他说交党费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志，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今年6月，学校组织党员干部召开座谈会，生病住院的陈义亭听说后当即拔掉针头，不顾子女的劝说，坚持到会场参加会议。

　　94岁高龄的陈义亭依旧坚持学习，读书看报、写读书笔记是他每天的必修课，看党史、新闻，关注党的重要的会议，新党章修改的部分他都会认真勾画出来跟子女讨论交流。

　　马桂香：巾帼英雄 傲骨丹心

　　马桂香，1926年出生于山东昌邑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从没正式上过学，却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坚定地投入保家卫国的队伍中。

　　1937年，日本入侵东北，马桂香本应快乐的童年被侵略的枪炮声打破。全城戒严，整日的抓人、扫荡搞得人心惶惶。家里亲人接连被杀害，在她年幼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更在她的心中种下了抗日的种子。日本人三番五次抢夺粮食，连藏在被絮中的麦种都不放过;日本人全村抓人，当时年仅11岁的马桂香也差点被抓走，父母将她藏在地窖中才躲过一劫……她在惶恐中艰难度日，直至地下党的到来，才为她指明了前方的道路。她积极参与抗战活动，为地下党传递信息;跟着学生们上街游行;呼吁普通群众参与抗日。虽为女子，却勇敢站在抗战前列，父母的阻拦，奶奶的苦求，都没能阻挡她抗日的脚步。

　　青年时期的她，有着同龄人没有的勇气与决心。她冒着生命危险侦查敌情，趁着夜色在敌军行进路途中埋下地雷，号召各阶层群众团结抗日，发动农民反抗抢粮。

　　1945年，她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同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激动地欢呼起来，情不自禁加入了街上的庆祝队伍。

　　施勇：革命事业一直紧握手中

　　施勇，1928年出生在江苏启东农村。一家5口本来过着安宁的生活，可是1938年日本人的入侵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日本人开着机械船在村子边的河道里走，不管有人没人随时放枪，吓得老百姓听见船声就躲起来。日本人向当地老百姓收人头税，强行抢走老百姓的口粮。当时，百姓的生活都很艰难，虽然住在沿海地区，却连盐也吃不起，只有从海边的泥土里过滤出一点盐来。

　　1944年，年仅16岁只读过几年小学的施勇半工半读地在苏北公学工作，参与做一些抗战工作。在那里施勇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知识，为后期工作学习打下了基础。艰难中，他从未放弃学习，后来被分配到华中印钞厂工作。从此，施勇一直跟随革命队伍多方辗转，当过联络员，当过财经接管处代表，在大后方默默坚守自己的岗位，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除了这几位，我校离退休老教师中还有王义全、何日明等都曾是抗击日寇的八路军战士，其中王义全曾任连长的八路军129师在八年抗战中更是功勋卓著，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9座。

　　在采访中，施勇老先生感慨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比起以前，我们的国家确实是好得多了，大家要爱护，为我们祖国的建设出力。”当战争的硝烟远去，我们分享这些抗战老兵的故事，除了向他们致敬外，也让我们铭记历史，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