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根据国家的安排，在国内颇有名气的四川大学农学院从成都迁往雅安独立建校，成立四川农学院（四川农大的前身）。当时学校除了一批教师外，仅有原西康省省府的几幢办公楼房，无疑，当年将学校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城市迁往偏僻落后、信息闭塞的雅安，对一所大学的发展来说非常不利。然而，就是在这种天时、地利一样都不曾拥有的艰难环境下，四川农大凭着几代人逐步形成的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川农大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四十多年来，四川农业大学共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三万余人，遍布全国各地。改革开放以来，该校共取得科研成果450多项，获国家和省部级奖320多项，教师人均达0．6项。其中水稻、小麦研究分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玉米研究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在一所省属院校获如此多国家科技大奖，实属少有。川农大取得的成果已在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推广300多项，20年来以累计约8000余万元的科研经费投入，却创造了300多亿元的社会经济效益。1999年学校“211工程”经国家计委批复正式立项进入实质性建设，成为全国进入“211工程”建设的4所农业院校之一。

　　“支持川农人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的一种最主要的源动力，就是党长期教育培养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诚和报国之志。”———曾凡同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在四川农大采访，有一种感觉非常强烈，那就是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川农大人身上都洋溢着报国兴农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学校的历史上曾涌现出江竹筠、黄宁康等革命烈士，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更多的川农大人则是把对祖国的深爱之情倾注到

振兴中国农业科学，改善农村面貌的伟大事业中。

　　名誉校长杨凤教授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1945年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在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在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效力，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风华正茂的杨凤听后热血沸腾并冲破层层阻挠，于1951年回到祖国，1952年调入川大农学院，后随农学院迁至雅安，一直工作至今。当时在全国，对于动物营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主持制订了我国及四川猪的饲养技术标准和饲料营养价值评定，结束了我国长期借用国外畜禽饲养标准的落后局面。杨凤教授说：“一辈子干这项事业是中国的需要，值得。”

　　夏定友教授1949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我国50年代畜牧兽医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虽然1957年后蒙冤二十余年，但他不忘事业，默默地耕耘在畜禽疫病研究领域。70年代末夏定友被“解放”出来后，已近70高龄，患有肺气肿、脑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他却将这些置之度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潜心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终生不忘报国志，矢志追求勤科研”是夏定友教授一生的真实写照。

　　这种爱国爱校、扎根农业、敬业奉献、报效祖国的精神，不仅在老一辈川农大人工作中体现，也在川农大中青年教师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校长文心田教授上大学前，曾在基层畜牧站工作多年，1977年报考四川农学院时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畜牧兽医专业，1984年以优异成绩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被选派到德国汉诺威动物医科大学学习。他珍惜留学机会，勤奋工作，受到德方教授的高度评价，德方已决定延长对他的奖学金。就在这时发生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面对国外媒体的报道，他不为谣言所惑。1990年初在他即将攻取博士学位时，学校教研室去信说，因缺人上课，希望他尽快回国。是拿到博士学位再回去还是很快回国？这是当时他要立即回答的问题。他说：“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确实很想在德国取得学位后再回国，但得知学校工作急需，我想还是应按期回来，学校需要我，我不能置之不理。”1990年4月他按期回到了学校。他说：“我的导师夏定友教授终生报国的精神和行为深深感染着我。我回国不能与学校讲任何价钱”。在四川农大，服从学校工作需要，放弃已经取得在国外攻博资格的留学人员还有朱庆、吴登俊等。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副校长任正隆教授1978年考上该校研究生之前当了多年农民，其间还当了几年生产队长。1988年，他以优异成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谢绝了国外不少公司的高薪聘用，携妻带女回到了祖国。他说：“在感情深处，我始

终认为我是个农民。即使是现在，我也认为我是一位农民的科学家，只想为国家、为农民、为农业科学做点事”。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大共派出各类出国人员338人次，其中279 人次回国，回归率达83％，并且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学校。

　　“过去我们学校条件差，特别需要发扬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的精神，今天条件改变了，这个老传统不能丢。我们不是甘愿艰苦，而是要通过艰 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改变现状以创造更好的条件。”

　　———邱祥聘教授（著名动物遗传育种专家）

　　1956年，学校从成都迁到雅安后，条件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川农大人不仅在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封闭的地区、生活条件艰苦的 地区安心工作生活了几十年，而且白手起家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1956年任四川农学院第一任院长（四川农大前身）的著名水稻专家杨开渠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在我国水稻科学界具有很高的

学术地位。建校初期，他用盆子和布控制光照来做实验，掌握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足迹遍及四川各地农村，顶烈日冒严寒，骑着自行车 四处收集材料。他的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川农大人。

　　第二任院长杨允奎教授1932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教育和作物遗传育种学家，是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与配制玉米杂交种的开拓者，我国农作物数量遗传育种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文革”中从“牛棚”解放出来，他开口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尽快恢复科学研究。他步履蹒跚地挑着粪桶为玉米施肥，大热天泡在玉米地里做实验的情形，至今仍深深地教育和感染着所有的川农大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开达为水稻育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60年代从事水稻研究时，没有经费，工作条件极差一切都得靠自己。犁田、挑粪、栽种、观察、收割他样样都干，一边搞科研，一边当农民。为了加快育种进程，周开达一年中要分别在雅安、南宁和海南岛种三季水稻，为了赶时间，连泡种都在火车上进行。当时条件艰苦异常，交通极为不便，行李、锅碗瓢盆都要自己带，为解决在海南伙食差，吃蔬菜困难的问题，他硬是把沉重的石磨和黄豆背去，推豆浆喝；在南宁和海南住的简陋房子，头上老鼠叫，风吹沙迷眼，床板下长出的霉足有尺把长。尽管如此，他仍要犁田、挑粪、栽种、观察和收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七八月天气最热的时候，他每天一大早就得到试验田，一株一株地去雄；中午骄阳似火，正是水稻开花的时候，他又冒着酷暑抓紧授粉。抽穗开花前要一株一株地套隔离袋，扬花时要一穗一穗地观察花粉，逐一记录。以1分田1700多株水稻计算，一亩田就有1．6 万多株，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最苦的是观察花粉必须在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进行，气温奇高，日照奇毒，一季试验下来，周开达全身晒得又黑又亮，人也瘦了一圈。就这样年复一年，历经千辛万苦，周开达首创了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率先探索成功杂交稻超高产育种新途径———亚种间重穗型杂交稻，第一次创造运用生态育种法选育两系杂交稻，获得了一系列大奖，为我国杂交水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的玉米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同样是以荣廷昭教授领衔的课题组艰苦奋斗取得的。八十年代初研究条件差，经费少，基地离学校有15里，那时交通很不方便，荣廷昭总是天刚一亮就甩开步子朝地里走。玉米的选种必须是在正午太阳最火辣的时候进行，荣廷昭在玉米林子里钻来钻去，浑身湿透，叶子刮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痛，一道口子红一道口子白，晚上回到家里奇痒难受。尽管如此，荣廷昭仍要分析资料、制定试验方案、思考技术路线。荣廷昭开辟了热带种质在温带玉米育种中利用的新途径，并针对四川玉米生产的急需，创建了数量性状遗传研究与群体改良、自交系选育、杂交种选配同步进行的新方法，连续选育出川单9号、13号等玉米良种，为四川粮食生产在旱灾频繁的情况下连年丰收做出了突出贡献。

　　……

　　有人说，以川农大的条件，川农大的突出成绩全是拼出来的，川农大取得的成果，是从田地里踩出来的，从畜禽舍里蹲出来的，从山林里钻出

来的。

　　川农大人很清楚，作为一所农业高等学校，学科的性质和所处的地域决定了其工作环境的相对艰苦。曾凡同教授讲：“川农大人不是苦行僧，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虽然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并不是说我们连一点工作条件、物质条件的欲望都没有。我们也希望能住好一点的房子，生 活条件能够改善。学校有不少老师都曾有机会离开川农大，离开雅安到更发达的地方去，过上更优裕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留下了。这里有 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我们将工作、教学、科研放在了第一位，不以追求物质生活作为我们的第一目标。不是说我一个人有这种思想。如果只有 我一个人，那么川农大就不存在了，这是川农大能取得突出成绩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