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1923年8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国学讲义》中，专列《读书法》一章，一边为学生们讲解，一边编写成稿。《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镌》一直在根据梁启超的进度，连载《读书法》的讲稿，到当年年底时，已经连载了五期，仍然没有完稿。事实上，直到1925年底，梁启超都还在讲《读书法》，并屡有新论见载于《清华周刊》之上。

梁启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为清华学子讲解《读书法》，是配合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展开的，他是要将古往今来、卷帙浩繁但又鱼龙混杂的中国古籍分门别类，为莘莘学子找到“入门”的捷径与“开门”的钥匙。但因为他自身的学术研究门类广、任务重，又加之社会活动与交际也不少，因此，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教学中，仅仅《读书法》一章，竟讲了两年也未讲完。为此，颇有些心急的学生们很想请他删繁就简，拿出一个更为简要的书目来，以便尽早“入门”。

时年21岁，后来成为“新儒家”及著名哲学家的贺麟，当时在清华就读并兼任《清华周刊》记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甚至访晤梁启超。因有“工作之便”，他有幸聆听了梁的种种教诲；其中有一次，梁谈到了大学生必读的四部国文书，可以说解了众多读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又正在听《读书法》却仍不得要领门径的学子的“燃眉之急”。他将这次谈话记录了下来，又经梁本人审阅无误，发表在了《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镌》第七期上。

1923年12月，由贺麟记录的《梁任公劝人读的四部书》发表了出来，清华大学师生们内部传阅，应当都有所了解。但这篇记录稿在大学门外流传不广，后来也并未辑入《饮冰室合集》以及《梁启超全集》中，《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也未有任何相关记载，至今鲜有知者。部分原文如下：

梁任公劝人读的四部书

“专为学做文章起见，我劝人读四部书：

1、《荀子》

2、《韩非子》

3、《左传》

4、《汉书》”

梁先生解说这四部书对于我们学做文章的好处的理由也甚为详明，归纳起来约有四端：

一、这四部书内部所含蕴的哲理无《老子》《庄子》之奥妙精深，易于使我们领会。

二、这四部书的文字结构无《管子》《墨经》之诘曲敖牙，容易使我们了解。

三、把这几部书打通了，国文便略有基础，便没有别的较困难的看不懂的古书了。

四、《老子》一书的年代颇成问题，《论语》《孟子》《墨子》等书大都是门人记的，不是本人自己的著作。所以中国最早的有系统有组织的著作，恐怕要算《荀子》及《韩非子》二书。

又梁任公认为《左传》及《国语》本来是一部书，由后人析成两书的，所以他劝人读《左传》，《国语》也包含在内。

这则400余字的简讯性质的通讯稿，记者贺麟出色地完成了急欲“国学入门”者的请求，梁启超也开出了四部国文必读书的“超精简”书单。按照国学传统“经史子集”的图书四部分类法，梁氏书单中“集”部缺席，“子”部两种，“经”、“史”部各一种。他最推崇“子”部的《荀子》《韩非子》；“史”部《汉书》与“经”部《左传》也入选。梁启超荐书的四个理由也很明白，这四部国文必读书内容易领会、文字易了解；读之可为国文立基础，其中《荀子》《韩非子》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个人专著，货真价实、字字靠谱。

在梁启超看来，“国学入门”路径多种，读中国古籍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细分的，有系统的，有精深的，有专门的，不一而足。他编撰并讲授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实在是需要长期的、充分的、深入的去为广大学子讲解并辨析的。但他所开出的四部国文必读书，是基础中的基础，是“国学入门”之前的“国文入门”，只有先进了这所“院门”，才能往里走，才能叩开“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