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也由此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但辛亥革命并未能真正筑造一个理想的中国，相反，在帝制余孽袁世凯死后，中国迅速陷入了大小军阀割据混战，窃权卖国的乱局之中。为了彻底改变国家的命运，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动乱的时局中应运而生。于今回望“五四”，真正值得铭记的并不是学生们在义愤之下的火烧赵家楼和怒打章宗祥。甚至，当年对于学生的这一行为，北大的梁漱溟先生就在充分肯定其爱国动机的同时，主张参与烧砸的学生自动接受法律的处罚，以全五四运动中高扬的理性精神。的确，理性精神才是五四运动最为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当年的学生们喊出的“民主救国”与“科学救国”的口号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细细考究起来，人类精神历程中一切样态的科学和民主无不源自于理性精神。“五四”后，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纷纷投身于民主革命和科学启蒙，正是这些优秀青年们以身践道地推动了科学和民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理性精神火种才由此真正得以流布与传播。
　　关于理性精神，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的灵魂由三种要素构成，即理性、激情与欲望。其中，理性蕴于头脑，激情充塞胸腔，欲望藏在腹部，而那些最优秀的公民则是能够用理性来统率激情并驾驭欲望的人，即真正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柏拉图相信，只有由那些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来筑造的国度才是最理想的国度。其实，《理想国》中所说的国，并不是单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可以作广义的集体来理解。集体从来不是一个冰冷抽象的字眼，集体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鲜活的人来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决定其未来命运。
　　在辛亥革命百年后的今天，大学生依旧应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时代的理性精神的担当者，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肩负了建设祖国和民族兴旺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当每一个大学生都学会用理性来统率灵魂并决策行为时，才可能在大学里构筑理想的班级、专业和校园；也唯有如此，才能在走出校门之后做一名优秀的公民，在未来用理性去筑造更加理想的国家。理性精神，理应成为大学生人格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而大学生在表达爱国情感时是否能够做到以理性统率满腔激情，在遭遇到诸如食堂饭菜、网络流量和住宿教学条件等一系列欲求上的困扰和矛盾时，如何理性地沟通诉求与维护权益，便是检验学习成效的考试测验。所以，大学生活里的每一天，每一点，每一滴，都应该成为我们学习与检测理性的课堂和考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在大学生涯中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因为一时兴起，同宿舍的几个人和几位德国留学生在大街上一起比赛骑自行车。那天，雨后深夜的大街上已经没什么车辆和行人了，正当我们两队人马风驰电掣，难分先后之际，突然间，前方街口的红灯亮起，当我们这拨人都毫不犹豫地呼啸而过时，几位德国人却都在红灯下紧急刹车。回到宿舍后，我们一边回味着获胜的欣喜，一边嘲笑德国人的呆板迂阔。是啊，街上明明都没有行人车辆了，遇到红灯还有什么必要紧急刹车呢？后来，我们和这几位留学生混得熟络了，一次聚会时有人提及此事，其中一位便站出来解释道，在德国，他们相信一切制度、法律和政策都出自于人的理性创造，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当人服从自己的理性时，人因为服从自己头脑的指挥而自由，但当人被冲动和欲望所奴役与控制时，便失去了这份高贵的自由。
　　听完这番话，我们在心里都明白了。其实，那场比赛是我们输了。(潘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