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过了季，只剩下传说，若你也爱听，便给你一个传说。
男人30，造梦的不少，克里斯托弗·诺兰拍出了《记忆碎片》；蒂姆·伯顿31岁交出了
《剪刀手爱德华》；33岁的大卫·芬奇犯下了“七宗罪”，还有34岁的吕克·贝松，爱上了一个不太冷的杀手；至于盖里奇，29岁就挎着“两杆大烟枪”和库布里克踏上了“光荣之路”。电影界里奔着张爱玲“出名要趁早”这句话去的人太多，至于今年已34岁的九把刀则显然是个菜鸟级的小导演。
时光如浮云，已经不同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覆雨翻云，后继者蔡明亮、戴立忍、钮承泽、魏德圣，或迎合模仿或赌命挑战，其市场评价也经历了从恶狠狠的“台湾电影已死”到“很本土化”的华丽转身。台湾文艺片自成流派，蔚为大观，或许现在的我们更习惯称它为“小清新”。细数《蓝色大门》、《青少年哪吒》、《九降风》、《听说》、《海角七号》、《艋舺》，我们都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一块封闭的独立海岛，再由少男少女们划出一片更封闭的“拒绝成人”的世界，海浪、蓝天、稻田、白制服，满是自说自话的情绪。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正是具备了所有“小清新”类型片的模式和特征，其束缚所在也正是编剧兼导演九把刀所缺乏的剪辑能力，以及看似完整实则松散的剧本结构。上映四天票房破亿，就是追捧者对其最好的褒奖；九把刀较其他前辈拥有了较为宽敞、松动的成长空间和政治环境，所以这部片子已不见壮美的挫折、史诗的感动和深刻的体验。换言之，琐屑共通的个人成长经历在
“很能讲故事”的包装下，并未完成与宇宙秩序、人类处境、历史波澜、社会变局的交相辉映。(邹
芒)
但是，我们需要这样苛刻吗？
近年来，类似“confession”的文艺作品在大陆港台风行一时，我们关于“忏悔”的解读，究竟是“觉今是而昨非”的领悟还是“呼唤一种逝去的时代精神”的呐喊。在我看来，一切文艺作品都是对无意义人生的反抗，悲剧是耽溺、杂文是报复、小说是臆想、散文则是无望的发泄，而我的偶像诗人周梦蝶愿“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那么多年前，当我读着还是竖排繁体的同名原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时，我可以断定这首“后青春期的诗”，它的“忏悔”性质在于对青春“恶戏”的“坦白供述”，弥补的是对曾经失去的慰藉，甚至远比电影更丰满的小说，弥漫着一股自我感觉良好的本格派言情调调。它的美学形态确实唤起了同龄人和过来人的
“同情”，阅读这份不复再得的文本，我们是不是一步步逼近了真相……摊开你的掌心，里面是否有暖溢的友情，饱含甜味的泪水，璀璨的烟火，以及分手的怨怼曲折。看着慢慢滋长的爱情纹路，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所谓的真相就是在其姊妹篇《这些年，二哥哥很想你》中，九把刀更是深情地写着在放弃“沈佳宜”后，他与“毛毛狗”7年的清贫爱情历程。“沈佳宜”这个邻家女孩的名字，并未如片中所言“羁绊了男孩一生”，她不过是九把刀真诚叙事里的一个角色罢了。两人相遇了、相撞了，也就相忘了。
香港词人周耀辉在《突然十年便过去》里如是写到：
我已知道，从今以后，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再不需要到处张望，不会再与一个挂着直直头发的女子相逢于狭路。她已经改变了发型。
忏悔录，是辩驳，是抱歉，更是逼视你的昨天！视文学为“人生的投影”是多么准确的判断！电影里沈佳宜扎马尾那段戏，是柯景腾与沈佳宜的叛逆行径？独属两人的青春秘密？其实这正是九把刀感动你我的他对于青春的惶畏态度。青春善变，再也承担不起一诺永远的暧昧约定，再也没有骑楼下无所事事的空汽水瓶，也不会有与体制对抗时浪漫的英雄情怀。有的是在你我枕畔的人来人往，然后在咖啡中唏嘘搅拌遗失的美好，最后在秩序中正常死亡。我们还能一如那年18岁的自己奋不顾身奔向浪里去吗，在爱情的潮汐里浮游。
至今还犹记得，新娘子挽着丈夫从红地毯上走过，酒窝浅浅满是甜蜜，柯景腾对自己说：“我错了———原来，当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当她有人疼，有人爱，你会真心真意地祝福她，永远幸福、快乐”。
那么我也该祝福我曾经爱过的人了，只是，你知吗？
四川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