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春晖桃李曲,凤凰玉树杏坛风”。这是一幅祝贺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建所十周年的贺联。贺联巧妙地嵌入了该所创始人、老所长杨凤教授的姓名,表达了人们对这位终身献身科研、传道授业的著名动物营养学家的崇敬之情。

为国立志

  1945 年,24 岁的杨凤尚未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便考取了公派留美的资格。杨凤在西南联大读的是化学系,报考公费留学考的是化工,可临走时,有人动员说“中国很穷,很缺乏农业人才,希望有人学农业”,杨凤于是决定改学畜牧。

  云南丽江,盛产好马。出生于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小伙子杨凤,自小便对马很感兴趣。在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读本科时,杨凤遇上了一位对羊、马有很深造诣的教授。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喜欢马的杨凤很想成为这位教授的学生。但教授说,你们中国猪最多,你应该去学养猪。杨凤听从教授的劝告,拜在了一位著名的养猪教授的门下。

  1951 年,杨凤即将获得动物营养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讲话传到美国,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时,先期回国的华罗赓教授在美国《华侨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这些,都深深打动并影响了杨凤。

  杨凤向校方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导师怎么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即将到手的美好前程,回到那又穷又落后的祖国。面对导师的苦苦相劝,杨凤丝毫不为所动。最终,他冲破层层阻挠,于1951 年回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矢志报国

  回国之初,杨凤了解到农民养一头猪要花几年的时间,不禁感触万分：“中国的养猪业太落后了！”从此他将他的目光牢牢盯在了养猪上,这一盯就是近半个世纪。

  最初,杨凤受聘于北京农大,后应主持西南地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楚图南先生之邀,到西南农学院畜牧系任系主任。没多久他又转到川大农学院,1956 年,川农在雅安独立建院,他便一同来到偏僻的雅安,工作至今。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呕心沥血、含辛茹苦。为了作调查、搞研究,他到过一百多个县、乡。他常常背起被盖到猪场蹲点,条件再差,也毫不在意。

  正当他大展宏图的时候,反右开始了,不久又是文革,杨凤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不抱怨。在下放农村期间,他喂猪、扫圈、挑粪、种地,样样干得出色,也没有放弃养猪研究。在当时提倡养猪以青粗饲料为主、精细饲料为辅的大气候下,杨凤凭着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冒着政治风险,指出养猪应讲科学,应走配合饲料的道路。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受到严厉的批判。无奈,他只好对如何利用纤维酶提高粗饲料的营养价值进行研究。他参照美国的做法,率先在国内提出用消化能来替代的观点,这使我国有了更科学的能值评定体系,对我国猪的饲养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1978 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杨凤进入了他科研的黄金时期。

  四川省是我国养猪最多的省份,约占全国1/6,仅次于苏联和美国。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适合我省生产条件的饲养标准,致使养猪生产水平很低,饲料浪费很大,出栏率低,经济效益差。为了解决这一生产上和理论上的问题,杨凤于1979 年开始主持了四川猪的饲养标准的研究,其成果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这一研究,在学术上突破了国际猪营养需要标准的常规模式,突出反映了国际猪营养研究的新进展,是我国科技起点水平高的猪营养需要标准之一。其中,他提出的后备种猪的营养需要标准,在国际上属首创。在研究中,杨凤很善于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注重从国内和省内的实际出发。在四川猪饲养标准的研制中,他将生长猪按其生产性能的高低分为6 个等级,以分别适用于高、中、低三种饲养条件。这样,条件差的边远山区也能应用科学的饲养方法,不同的猪种也可按其生产性能高低选用相应的标准。这一标准对四川养猪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配合饲料工业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年均新增社会纯收入3100 多万元。

  此后,杨凤还主持了南方猪的饲养标准的研究与制订,参加了中国猪饲养标准制订的协作攻关,主持了四川和我国南方各省猪的饲料营养价值评定。针对四川土壤及饲料中缺硒、锌地理分布广,危害人畜健康和影响生产这一问题,他还主持了四川畜禽对硒和锌的需要量及其缺乏症的防治研究,揭示了畜禽体内硒、锌状况的定量关系和变化规律,提出了早期预测缺乏硒、锌的科学方法。如今,四川的饲料利用率从大于5院1减少到3.5院1,养猪的数量由5000 多万头增长到约8000 万头,年出栏率由50%增长到100%,杨凤在其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研究中,杨凤非常注重选择那些能推动生产发展的项目。他进行的“瘦肉型配套系猪选育及饲养”研究,是四川省“九五”重点攻关课题。他的思路是,通过提高产仔率,减少种猪来提高经济效益。他将产仔数很高的太湖猪,拿来与长得快的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白猪杂交,使农民最终做到高产、高收入。

精心育人

  40 多年来,杨凤教授不仅从事研究工作,同时还从事教学工作。1978 年以来培养了近百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培养的研究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在国内领先,与国际水平相当。先生的严厉是出名的。一次一位博士做实验时,没严格按要求做,他就当众把这位博士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直到这位小伙子流下了眼泪。

  先生一生酷爱读书,一本好书在手,便手不释卷。他对学生们的规定是院1/3 时间读书、1/3 时间做实验、1/3 时间作总结。营养所的研究生们只感到的是生活的紧张,而对那种轻轻松松就可拿文凭的事感到不可思议。

  搞他们这行的,要挣钱的机会很多。有很多饲料公司的老板找到先生,许以丰厚待遇,但先生视之如草芥。他想的是如何把我国的养猪事业搞上去,而不是自己挣钱。他多次提醒所里的老师,要多做学问,而不要“见钱眼开”。而对研究生的管理则更严格了。

  先生严谨治学的工作态度和矢志报国的高尚情怀,已成了所里的宝贵精神财富。研究生们深感跟随先生,不仅学会了如何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

  在他的严格要求和全所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四川农大动物营养研究所在1987 年全国动物营养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质量评估中获总分第一,次年又在本学科博士点评估中名列第一,并于1990年被批准为本专业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点。先生本人也有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省部级一等奖四项、二等奖三项。由于他的突出贡献,1994 年四川省政府授予他科技重奖。

（本文资料选自《为了大地的丰收》纪念文集中《我国动物营养学科的拓荒者——记四川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杨凤教授》一文,有删改。谨向作者致意。）